2020年5月7日9时至11时，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刘成纪教授做客米乐官网的“名师云讲堂”，在“腾讯会议”平台上开设了一场主题为“中山国鸟柱盆与中国山水艺术的本源”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米乐官网李丹教授主持，来自校内外的一百多名师生聆听了讲座。
讲座伊始，刘教授指出，这个题目是因在河北博物院参观中山国青铜器物而引发的关于山水艺术及中国古代器具的思考，内容围绕以下五个问题展开。
首先是构建一个与国史等长的山水艺术史的想法。在现行的中国山水画史中存在几个关键节点：东汉晚期的《北风图》与《云汉图》、晋宋时期的山水题材自觉、中唐山水画种独立、元代真正开启的文人山水时代以及明清文人水墨山水自觉时代，刘教授将其概括为：以人物发其端，附以山水；以山水绪其末，人物消遁；从人物压倒山水，到山水压倒人物，表现出山水与人物主题的主次地位变化。他认为中国山水画史没有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它是一个连续的自觉史，从山水题材到山水画类别，到文人画主导，经历了“现实—本质—复古—心灵”四个阶段。在山水画史与国史的关系方面，为强化艺术的本土性，当代谈中国画必谈山水画，多用山水花鸟和人物肖像作为中西艺术的分野，但现行的山水画史并没有实现对中国历史的贯通。或者说山水画史只涉及半部中国史，魏晋成为踢不破的“铁门槛”。对于中国山水画史能否冲破魏晋的上限，向更本源处延伸起点的问题，刘教授通过研究汉代地图和汉画像砖、画像石，发现地图并不是按比例绘制的，更多地表现出审美价值，这些汉代的地图已经具有了人文性和审美性。山水画史再向上追溯至先秦，刘教授发现文献中记载的是山水审美，而非山水艺术。
其次提出为中国画史补上早期的器具山水的观点。在这一部分，刘教授特别解读了中山国与中山王厝墓中的陪葬器具，中山国在战国时期很强盛，以青铜器闻名，如山形器、兆域图、刻铭铁足铜鼎、铜方壶、十五连盏灯等，这些器具因昂贵而特殊，由此而演变成一种时尚，不仅具有实用性，同时也包含着审美性。以此为背景再向上追溯，可直达殷商时期的好甑形器、四龙中柱盂，以及春秋时期的子仲姜盘等，这些先秦时代的器具在特殊的场景下，配以鸟纹、树纹、蝉纹等各类纹样表现出或鸭子游于夏日池塘，或燕子在湖泊边翩翩而飞，或雄鹰在大海上翱翔的场景，展示出自然空间的无限开放性，呈现出器物审美化、山水化、景观化，皆为活态的山水艺术，从而揭示出先秦的山水艺术隐藏在器具媒介之中的问题。
再次，在器具与象征的关系上，刘教授认为器具是哲学观念的物态形式。古代器具不仅仅是实用的、观赏的，作为礼器时更有超越性的象征意义。在此，刘教授详细阐释了中山国的鹰柱盆。鹰柱盆底部圈座上饰有镂空蟠螭纹，蟠螭在古代被视为地龙，意为撑起大地，象征奠基性的力量；盆子四壁铺首衔环，起辟邪护卫之用；铺首为四只飞鸟，呈现出在飞翔中托举的状态，与地龙组成悬空的自足的空间感；盆内底部有一巨龟，寓意承载陆地或大洲；陆地上有一只双头蛇是生育的象征，代表了孕育万千生命；抓着双头蛇的雄鹰，寓意天上的力量对大地的征服。蟠螭底座、四壁铺首、海底巨鳖、中心立柱、交尾双蛇、巡游之鹰等纹饰无不与古人观念中的宇宙、大地、生命等相联。进而刘教授用“世间无一物无礼乐，世间无一物无意义”，“以有限的在场去暗示无限的不在场”，“以有限的有去暗示无限的无”，“此中有真意”总结了器物与象征的关系。
然后，刘教授指出山水是作为中国人宇宙观念的映像形式存在的。颜延之“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意象同体”、宗炳“竖画三寸，当千刃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王徽“以一管笔拟太虚之体”、李日华“以一点墨摄山河大地”，这些理论体现出山水艺术作为中国人天地宇宙观念的具象表现，或者说是哲学的物态形式，因而山水艺术表面看来是一种美的艺术，但在根本意义上则是一种哲学，是关于天地宇宙观念的映像形式。
最后，刘教授还强调了写意传统是中国艺术一以贯之的传统。他认为，可以把魏晋以降的山水称为绢帛山水，将先秦时期的山水称为器物山水（或青铜山水），将两汉时期的砖石山水作为两者的过渡时期；也可以将先秦的山水称为立体山水、实景山水，将魏晋以降的山水称为平面山水、映像山水，将两汉的画像砖石视为两者之间的过渡环节。但无论怎么称呼，中国山水艺术史就此成为一个纵贯国史的连续体。
在讲座的结尾，李丹教授对刘成纪教授的讲座进行了总结，认为刘教授的报告内容深入浅出，形式图文并茂，在山水艺术方面的研究高屋建瓴，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与研究。刘教授还与师生们进行了互动交流，针对山水艺术与哲学方面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补充解答，本场讲座在愉悦的氛围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讲座不仅梳理了中国山水艺术史，带领我们了解了魏晋以前的山水艺术，更对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撰稿：赵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