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下午2时30分，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郭沫若学会执行会长魏建老师做客米乐官网“名师云讲堂”，通过腾讯会议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题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三个问题一一以郭沫若研究为例”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人文学院黄轶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168位师生参与。
魏教授以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为开端，概述了郭沫若翻译成果、国学成果和创作成果所形成的三座高峰，介绍了当前国际上郭沫若研究热以及国内研究遇冷的反差现象；又以事实澄清了网络与微信上一些伪作和错误信息对郭沫若的恶搞，用不乏激情的学术语言与受众一同探讨了郭沫若研究所体现的我们人文学科研究存在的三个问题，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问题之一：成见的制约。魏教授首先说明“学术成见”如何制约了我们的独立思考，影响了研究的推进。例如，对五四的诸多“成见”制约了我们深入探究五四多元共生的历史。成见使我们高度重视《新青年》，无形中限制了我们认识五四的百家争鸣；成见让我们高度重视五四先驱者的召唤，无形中限制了我们发掘五四人对新权威的真实态度；成见让我们高度重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的引领，无形中限制了我们向当时五花八门的各种“主义”拓展；成见让我们高度重视新旧思潮之激战，无形中限制了我们思索五四时期论争中似是而非的复杂性。魏教授对比了胡适和郭沫若二人文学革命时期的活动，指出成见大大限制了我们对文学革命起源的思考：高度重视了胡适等人的贡献，忽视了其他人所形成的合力。高度重视了白话革命，忽视了与此同时包括郭沫若在内的许多人，超越了语言变革直接进入创作革命的新文学尝试。魏教授还结合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说明以往的成见如何限制了我们认识中国诗歌史上郭沫若的革命性贡献。
问题之二：偏见的误导。魏教授以北伐时期的郭沫若为例，阐明“偏见如何使我们远离真相”。例如对“文人从政”的偏见，既是对政治认识的简单化，也是对文人认识的简单化，更是对丰富人生的简单化。北伐时期郭沫若参加了国民革命，从此卷入中国政治旋涡的中心，影响了他的一生。对此，一些带偏见的学人认为这是郭沫若依附于政治的开始。这种偏见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魏教授分析了郭沫若与北伐三大政治力量的密切关系，提出“不是郭沫若依附于政治，而是当时的许多政治家都在争夺郭沫若”。魏教授说，北伐把郭沫若推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舞台，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也重新塑造了郭沫若。魏建教授特别强调，“郭沫若与中国革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例如，以郭沫若当时的人际交往圈为线索，就可以成为探入现代中国诸多奥秘的通道，会使我们获得很多启发并取得研究的深入。总之，要把郭沫若与政治的关系做严肃认真的研究，而不要只做简单的肯定与否定。
问题之三：“贫困”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魏教授以对流亡时期的郭沫若研究为例，分析学科细分化、知识面狭窄所导致的“贫”“困”如何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通常的研究以为郭沫若一生有两个创造高峰，一是《女神》时期，二是40年代史剧史论时期，但是魏教授通过研究与数据分析提出，在两座高峰之间郭沫若还有一个更高的创造高峰，那就是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前期。在这一时期，郭沫若把自己人生的最低谷逆袭到他创造的峰顶。仅1928到1932年，郭沫若就出版了36本个人著作，涉足11个学科门类（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翻译、政治、书法、美术、考古、科学、经济学、人类学），在极限的自我挑战中，从一个抒情诗人转型成一个冷静的学者，并达到了惊人的学术高度。不仅如此，郭沫若还开创了把多学科“熔冶于一炉”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魏教授一方面梳理郭沫若在众多领域取得的成就，一方面说明：限于单一的学科领域和有限的学识，研究者难以把握这位“球形天才”的巨大创造能量。
最后魏教授说，以上三个问题在当下中国人文学科研究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只是郭沫若研究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已。
讲座结尾，主持人黄轶教授对本场讲座给予高度评价。黄教授认为，魏老师由郭沫若文学和学术成就的“三座高峰”为起点，给我们廓清了郭沫若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问题：既“成见如何阻止了我们的独立思考”、“偏见如何让我们远离真相”、“学科细分化如何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等很多观点都打动了我们。杨剑龙教授、董丽敏教授等也畅谈了自己对于魏老师讲座的感想和思考。魏教授还与在场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互动交流，针对郭沫若研究的一些热点话题，做了认真解答。本场讲座在愉悦的氛围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讲座不仅对我们重新认识郭沫若、重新认识中国新文化有重要意义，对我们重新审视人文学术研究的路径和方法都有重要启发。
撰稿：杨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