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下午两点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孙郁教授做客米乐官网“名师云讲堂”，在腾讯会议平台上带来了一场题为“从托尔斯泰主义到康德主义——八十年代文学观念的变迁”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米乐官网薛毅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100多位青年教师和硕博士研究生参与。

孙郁教授

在本次讲座中，孙教授宏观地梳理了托尔斯泰主义和康德主义从域外至国内的译介传播过程，认为，纵观百余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俄国的资源与德国的资源一直交替出现，其中俄国理论在道德的方面颇多建树，德国思想则释放着提升智性的力量，二者都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从西方思想资源进入到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创作实践领域，以托尔斯泰传统与康德传统的消长点画出文学的变化之迹，在时代转型和知识界话题调整的具体语境中分析两种资源此消彼长的复杂态势，在广阔而开放的视野中解答了八十年代文艺思潮转型的若干问题。

讲座一开始，孙教授就寻根溯源，指出，左翼作家当年翻译苏俄的批评理论，乃是克服个人主义式的惯性，希望在解放大众中牺牲自己的旧影，比如托尔斯泰思想在国内传播之初，国人对于其道德化境界和殉道精神礼赞有加；而非左翼学者对于德国美学的凝视，其实是试图以一种超功利的方式疗救文学的时代病灶。在日丹诺夫主持苏俄文化工作的时期，托尔斯泰主义成为了批判对象，文学的空间日趋狭窄。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着相近的文化问题。

历史进入新时期，八十年代的知识界形成了自己的叙述策略。此时，钱谷融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观念被重新提及，但这种回归五四初期的思路并不能指导人们从认识论的层面解决根本问题，此时发挥影响的是康德的思想，这源于李泽厚的诸多努力，也是多种域外思想合力的结果。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探索出思考的新路径，他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不同，不是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而是从康德、席勒再到马克思，回到康德的时候，许多问题变得清晰起来，人的有限性也得到了重新的思考，这对于克服流行的陈旧思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完成细致的梳理工作之后，孙教授归纳到，从百年文学变迁的历史看，这是五四后思想界一次重要的精神突围，与托尔斯泰主义的绵绵低语不同，康德哲学刮起了一股旋风。

谈及康德主义是如何从哲学话题转变为文学理论话题时，孙教授详细评述了刘再复发表于1985年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他认为这是一篇带有宣言意味的论文，其中显然含有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的背景。孙教授认为，刘再复在论述中借助古典哲学的命题重审文学原理，一方面向李泽厚致敬，另一方面着手清理日丹诺夫与周扬的思想。首先是回到文学即是人学的话题，既回溯了托尔斯泰主义源头，又觅出康德的影子，而后者的分量日趋明显。这既是思想的一种互感，也是时代风气的一种折射。至此，从托尔斯泰主义到康德主义，批评家们发现，中国文学要回归的不是高大上的思想，而是普通人的个体精神，审美创造性恰恰存在于那些描述普通人的文字里。

在厘清这两大哲学思想、文学理论的历史脉络和消长线索之后，孙教授结合八十年代中国文坛重要的创作现象和批评实践对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康德主义做进一步探讨。首先进入其研究视野的是以汪曾祺为代表的新京派作家，孙教授指出，他们放弃了宏大叙事里先验的元素，而是注重个体经验和情怀，在日常的生活里寻觅人的本体的价值。这一创作氛围也直接催生了寻根文学，寻根文学同样注重从边缘地带打捞生活碎片，消解着宏大叙事的模式。此外，先锋文学在自我的放逐里流动的也是对于主体潜能的召唤。李泽厚、邓晓芒、吴亮等批评家看到文学界的气象，也纷纷以批评实践加以回应，他们所呼唤的新的审美原则也浮现着康德哲学的影子。

此外，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也与新康德主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时，人们对何为主体性的看法不一，文学批评如何建立有效的阐释语境似乎并无新路。孙教授有感于新康德主义影响下的社会学研究与神话研究理论给文学研究者带来的启示，并试图探索二者之间的勾连关系。孙教授注意到，新康德主义学人的语言研究颇有深度，且引发了思想的转型，这种从表达方式入手讨论主体性的思路，使传统的形而上学发生了倾斜，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对语言重要性的论述就尤为重要。孙教授进一步指出汪曾祺、阿城等京派作家在八十年代的审美意识上与卡西尔理论的相通之处，可以说，新康德主义者们所关心的内容，也恰是精神刚刚解放的汪曾祺等人的审美期待。

最后，孙郁教授以俞吾金先生一再强调的“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维度”作结。他认为，这是从康德那里过渡过来的，回到康德那里去，一些被概念化的存在就重新被激活了；但回到康德那里不是停留在古典哲学的阶段，而是重返马克思主义，那些被本质化的表述只有在动态的语序里，才能重新浮现自己的本质。孙教授总结到，康德主义对当今时代的意义依然重大，康德之于我们，不是远去的灰色遗存，而是常绿的精神之树。

薛毅教授对本场讲座做出高度评价并进行总结。他认为孙教授的讲座始终带着自我反思的意识，切身地、开放地思考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变迁，这种自我反思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对人文研究深具启发性；第二，孙教授对托尔斯泰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论述兼具客观性和历史性，从周作人到汪曾祺，涉及左翼、人道主义、主体性、乌托邦等重要话题，在极为宏阔的视野中将两种观点/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更迭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深刻蕴质挖掘呈现了出来；第三，孙教授的研究贡献，特别是纠偏工作，对中国人文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这也启示我们不懈耕读，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进行反复思考和深入讨论。讲座最后，孙教授对各位师生的问题作出一一回应，并进行了亲切的互动交流，本场讲座在愉快的氛围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撰稿：郭如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