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上午9时30分，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写本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赋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古典文献学学会副会长伏俊琏教授应邀来到米乐官网“名师云讲堂”在腾讯会议平台上为我校师生及校外同侪带来了一场题为“先秦两汉文学的文本问题”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米乐官网严明教授主持。伏俊琏先生在敦煌学、先秦出土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本次会议通过线上的展开方式吸引了360多位校内外研究生、青年教师、学者的积极参与。

伏俊琏教授

讲座伊始，伏俊琏教授简单介绍了题目中“文本”的意义。首先伏俊琏教授提出，传统的“文”是包括诗歌的。他认为，先秦两汉时期广义上的“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学”的论述，已经近似于《昭明文选》对于“文”的概念的理解。尽管魏晋时期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已经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学体制不同，其形成自觉的时间也不同，先秦战国以来文人对于诗赋等文体也是具有一定的自觉性的。随后伏俊琏教授又对“文本”一词进行解读，“文本”一词的概念来源于西方，文本不同于文献，可以理解为“由文字组成的一个系列”，或“由一系列词语串联而成的序列”。文本是文章的表层，就是一个序列，这个序列可能无法表达完整的意思，但是文章则必须能够表达完整的意思。伏俊琏教授以《韩非子》中的《存韩篇》举例，这三篇文章作为文本是完整的，作为文章则是分散的。因此，伏俊琏教授认为，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应该既考虑每篇文章的独立性，也要考虑每篇文章在整本书中的位置。长期以来，对于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基本是以书为单位的整体性研究，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先秦两汉尤其是西汉时期的书与后世有较大区别， 先秦和西汉早期的书往往是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单篇流传然后由后人汇集为书的。伏俊琏教授从写本流传的角度举例分析了诸如孔子删诗等问题，认为先秦的经书经过汉代整理后定型，后世往往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所以其内容仍然包括在后代的书里面。伏教授认为，在先秦流传至汉代的几百年中，经书中由于整理传抄而产生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接下来，伏俊琏教授从分析《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典籍中“篇”“卷”“编”来解释对于文本的把握的相关问题。俊琏教授选取此前在海昏侯墓的出土文献中的竹简中的例证，认为在先秦时期，“篇”和“编”两个字本身的意义应该差别不大。伏教授又举了南朝裴骃《史记集解》中对于《史记·留侯世家》中“编”的解释以及出土文献的例子解释了“篇”“编”“卷”的区别，即“编”指用线将竹简编连，“篇”强调的是文章，“卷”则强调把编好的竹简卷起来，三者侧重点虽然不同，但内涵应该是一样的。伏教授强调，战国时期的一卷或者一编可能是一篇文章，也可能是好几篇文章，《荀子》和出土文献中证明了先秦古籍中多有此类的情况。伏俊琏教授又举了1993年湖北的郭店楚简出土的两个竹简中抄录的《老子》和《太一生水》为例，解释了写本制作者对于文本的理解导致了先秦写本形成过程的差异。早期写本的这种情况启示我们今天在研究中，不能不顾先秦写本流传的特点妄断真假。

最后伏俊琏教授又举例说明了传世文献和乾嘉以前，对于传世文献和写本文献的整理的相关问题。伏教授认为，今天研究先秦两汉的文学文本，首先要明确文本传承的时序，以及流传过程中的篡改问题。只有梳理清楚这些问题，才能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

随后，严明教授对伏俊琏教授的讲座进行了总结，认为伏教授的写本系统研究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建立起刊本文学之前中国文学发展的原生态体系，这对今天的文学文本研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讲座最后的互动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研究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工作，结合伏教授的讲座内容提出了很多请教问题。伏俊琏教授对这些提问进行了精要的解答。由于时间有限，伏教授不能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然而讲座及提问数百名听讲者带来了满满的收获，整堂讲座在热情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撰稿人：陈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