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下午2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马工程“20世纪中国文学史”首席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刘勇教授做客米乐官网“名师云讲堂”，在ｚｏｏｍ视频会议平台上带来了一场题为“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热点问题的几个思考”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米乐官网杨剑龙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100多位师生参与。

讲座开始，刘勇教授围绕身份意识、问题意识、规范意识三方面进行引言，认为学生作为研究主体，具备学术野心的同时也应具有学术定力，搞学术要保持冷静的心态和理性的判断，要立足当下，具备问题意识，将解读作品作为文学研究的根本功夫。其后，讲座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位置、对几个热点说法的质疑以及对几个概念的理解和认识。

刘勇教授指出，现当代文学专业曾经处在文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但在新世纪之交却向边缘移动，其间的缘由发人深省。他认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社会发展。近年来弘扬“国学”的国家策略和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自然需要更多地从自己的传统血脉，传统文化中寻找自信；其二，自身限制。现代文学研究时空过于狭小，研究人员过于拥挤：“如果说现代文学是一座小山，那么这座小山上已经没有一寸土地，一块石头没有被人摸过的了”，但其实“文学史只能越写越薄，经典作家只能越写越少”；其三，自我泛化。这表现为对新文学时间与空间的竭力拓展上，但研究疆域的一味扩大，是否会带来研究质量的提升，值得深思；其四：自我焦虑。刘勇教授认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固守“五四”，守住学科的独立个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就是以其独立性而存在价值。应固守“现代”，守住学科的深刻内涵。“现代”不仅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时间概念，还是一种区别于古代的特质。

随后，刘勇教授对当前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几个流行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第一，对于“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这一说法，刘勇教授从“唐弢为何没有发现张爱玲”角度进行了回应，认为这是由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决定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作为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的林非，在其《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不提周作人，也正是特定语境所决定的。第二，关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他认为不能将其作为一个学术逻辑来运用。实际上，这个说法是用晚清的重要性来淡化五四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消解“五四”的独立性，这也就等于消解了现代文学立足的基点。第三，关于李欧梵“摩登上海”的说法，刘勇教授认为上海是摩登的，但上海的摩登又是始终与上海市民融为一体的。从京海市民文化的比较可以看出上海市民强烈的身份意识。第四，关于当代作家到底懂不懂“人”的问题，通过梳理顾彬2009年接受《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采访所说的“余华莫言……根本不懂人是什么”和余华2017年创作的《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之间的矛盾冲突，刘勇教授认为核心在于中外作家对“人”有不同的理解。第五，关于经典的标准。刘勇教授提出经典自带标准，不是由读者的兴趣决定的；经典没有多个标准，而只有一个标准。

最后，刘勇教授还提出了对几个概念的重新认识：首先是“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这两个概念。他认为，“现代”不等于“民国”，“现代文学”之“现代”，不只是一个延续古代文学而来的自然时间概念，也不是简单地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某种指涉，而是与中国几千年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的文学形态。将来世界看待中国的文学，很有可能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古代文学，一个是现代文学；其次，是关于五四新文学的“问题”。他指出，从1919问题小说开始，五四新文学一直在提出问题，探讨问题，并力图解决问题，五四新文学提出的很多问题一直没有被解决，代表五四的眼光比较准确、长远，一直追随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某些问题。然而解决“问题”是否是文学本身应有之义，作家是否真的需要为现实“问题”开出药方，这也是新文学一百年来不断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最后，是关于材料与观点的关系问题。史料的发掘与留存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基石。史料的订正与辨析，为现代文学提供了许多新的论据和新的视角。但史料不是附庸于观点的材料，更不是修修补补的边角料，它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史料”既要支撑观点，而“史料”本身也就是观点，史料运用得好，本身就蕴含着思想观点。

杨剑龙教授对刘勇教授的讲座进行了全面总结，认为本场讲座立足学科前沿，观点实事求是，内容深入浅出，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与研究。在场的师生分享了自己的收获与心得，刘勇教授也对在场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解答，并表示期待与大家下一次的共同讨论。讲座的最后，杨剑龙教授为大家朗诵了自己为欢迎上海赴湖北医疗队平安返沪而创作的诗歌《春天，欢迎你们归来》，本场讲座在愉快的氛围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