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下午14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做客米乐官网“名师云讲堂”，在“腾讯会议”平台上开展了一场主题为“汪曾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米乐官网董丽敏教授主持，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长春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近三百名师生共同参与。
今年正值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如何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和意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罗岗教授以此为切入口，先引入了两篇在确认汪曾祺文学史位置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文章，一篇是黄子平的《汪曾祺的意义》，一篇是李陀的《意象的激流》。这两篇论文分别从过去与未来的角度对汪曾祺予以评价，黄子平追溯了汪曾祺与40年代西南联大文学传统的渊源，认为其作品把一种“现代主义”意义上的文学传统与新时期文学接续起来；而李陀关注的是汪曾祺对“八五新潮”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将其指认为寻根文学、新潮小说的先导。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汪曾祺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迥异于“前三十年”的新质。
罗岗教授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在80年代的横空出世，对汪曾祺文学史地位的确立有着很大的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打破了原有的以革命史观为话语支撑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概念体系，将“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一种以“现代化”史观为元叙述的文学观，它建立起了一套祛除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共和国前三十年文学”的“现代”文学传统。“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所认同的文学不是为革命服务的他律性的文学，而是回到文学本身的自律性的文学。80年代出现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虽然在观念上实现了现代化，但在文学形式上依然延续着“十七年”文学的传统，显然这些作品并不符合“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对文学自觉的要求。在80年代最符合这一文学自觉要求的是汪曾祺的创作，他的作品与时代的联系看上去并不那么密切，并且也比较注重语言和形式的探索，因此他的作品在这一套以自律性为核心的文学逻辑中很受肯定。可以说，汪曾祺的文学史地位正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逻辑框架下得以指认的，它并非是凭空生产出来的，而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确立的结果。在这种文学史观的逻辑中，汪曾祺以一己之力将中断的“去革命”的“现代”文学传统接续了下去，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去革命”的整体构想是不谋而合的。
接着，罗岗教授指出，80年代汪曾祺的作品风貌不是仅仅对40年代文学经验的接续，而是在40年代文学经验与50、60年代文学经验化合作用下形成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并非是一个光滑的概念，它无法涵盖20世纪历史时空中的所有文学。首先，“革命文学”在这套逻辑中是缺席的；其次，1985年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也无法涵盖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的90年代文学。因而，运用“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来对汪曾祺的文学史地位予以评价是有失全面的，它只看到了汪曾祺接续了40年代西南联大文学传统，却没有注意到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文化经验对汪曾祺80年代后创作的影响。在这里，罗岗教授列举了三个例证来证明50、60年代文学经验对汪曾祺的影响：汪曾祺对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方向的赵树理十分推崇；老师沈从文认为汪曾祺在创作样板戏的过程中得到了施展才华的空间；以及汪曾祺在后来的写作中对于下放劳动这一经验处理，采取的也是与80年代流行的“受难叙述”迥异的叙述方式。种种迹象表明，被“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遮蔽的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文艺传统对汪曾祺的创作也是有着重要影响的。
在厘清了汪曾祺80年代作品的历史渊源后，罗岗教授以“汪三篇”（《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为主要解读对象，进一步探讨了汪曾祺与80年代文学的关系。他认为，看似远离时代主潮的汪曾祺并不认同对其作品进行去历史化、去政治化的解读，他用自己的方式重建了个人与改革时代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体制改革的标志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包产到户”，使得农村恢复了被“集体化”中断了的、以承包土地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以及围绕小农经济产生的以副业、兼业为主的小商品生产与交换现象，涌现了大量的“小有产者”。汪曾祺以其特有的敏感，用文学的方式对农村改革加以回应，《岁寒三友》中的画师、小商人，《大淖记事》中的锡匠，可以说都是这类人的写照。其中最典型的是《受戒》中的赵大伯一家，他们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并且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在小说中与寺院经济相对应的、具有明显“理想色彩”的这一家人的生活方式，正是当代农村改革产生的小有产者理想的生活范式。可以看出，汪曾祺小说的小有产者的理想与八十年代的改革是密切相关的，他通过小有产者的理想回应了那个时代。但他的作品并不止于对小有产者理想的描绘，而是更进一步的指出了这种理想生活本身的脆弱性。它既体现为实现理想所依赖的外部物质世界易被摧毁，也体现为小有产者理想自身存在着问题，更体现为小有产者被逐利的欲望带动卷入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以致最终血本无归的风险。这种种脆弱性暗示着80年代改革生产出来的“小有产者”理想存在着种种外在的危机和内在的困境，表达了汪曾祺非常特殊却也十分精到的对“改革时代”的赞美与忧思。
最后，以《岁寒三友》的结尾用友情超越算计为例，罗岗教授指出，汪曾祺小说最美之处在于，对小有产者理想和困境的展示以及反思之后的超越，这种经过现实残酷丑恶的淘洗而提炼出的人性之美，显得尤为动人。
讲座结尾，主持人董丽敏教授认为罗岗教授的讲座从小处入手又着眼于大局，视野宏阔且文本解读细致入微，充分显示了文学史研究的魅力。她从三个方面对对讲座进行了总结：通过将已经被刻板化理解的汪曾祺重新“陌生化”，折射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及史观的复杂性；通过对汪曾祺与前三十年关系的梳理，呈现了汪曾祺创作以及1980年代文学资源构成的多元性；通过处理汪曾祺与80年代的关系，展示了文学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并介入到了当代社会转型过程。随后，在场师生向罗岗教授提出了各种问题，罗教授耐心地一一解答。讲座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
撰稿：李星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