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寅:报销恶梦:关于科研经费的对话
发布日期: 2014-12-19 作者: 浏览次数: 977
 

日期:2014-12-19 作者:蒋寅 来源:文汇报

  蒋寅

  现在这种科研经费的管理方式,要把学界折腾死,要让学术泡沫化。某次重大课题开题会上,主持人长喟:你要他的钱,他要你的命啊!

  燕都客:《文汇学人》12月5日刊登《表格恶梦》,在高校和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看来触及当今科研管理体制中的焦点问题,不知你是怎么看的?

  金陵生:很正常,大家早就怨声载道了。在我看来,填表比起报销来只是小巫见大巫。报销那才是恶梦!

  燕都客:有这种事?

  金陵生:我们所规定周二返所,过去叫返所日,现在叫报销日。以前上班,除了开学术论坛外,大家都忙着去图书馆查资料、借书,没事的就在研究室谈学问,交流学术心得。现在倒好,全埋头贴发票,不知道的,以为进了手工作坊。

  燕都客:有这么夸张吗?

  金陵生:您去我们会计室看看就知道了。现在会计成了最辛苦的人,从早到晚不得歇口气。

  燕都客:报销不是一直就有制度的吗,现在和过去比有多大差别?

  金陵生:过去科研管理看成果,你只要成果做好了,不太管你钱怎么花,花钱也没有时间限制和严格的比例分配。现在花钱变成一个难题。好像有关部门将科研经费视为贪污腐败之源了,订下各种严格的规定,而麻烦也就随之而来。

  燕都客:具体说说都有什么麻烦。

  金陵生:就拿中国社科院的“中国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来说吧,花钱有时间限制,院里随时会来一个通知,说财政部门要求到几月经费必须花掉百分之多少。一到这时候,花钱和报销就紧张了。买书吧,制度有规定,每天在一家书店买书超过800元,要作为国有资产登记。替单位做搬运工还不说,复印封面、登记造册也不是省心的事,于己于人都很烦。而且将来还给单位,哪有地方给你放啊?为了少给公家添麻烦,只好自己多辛苦,隔三差五地就上网买书,光是在家等送书的快递就是一桩劳神事,像我这种不会在网上买书的就要多跑书店了。您不妨算算,每天800元,三万多元购书款,要跑多少次才能花完?四十多次,还要不要看书啦?

  燕都客:那是你们社科院的特殊情况吧,国家社科基金没有时间限制的。金陵生:但国家社科基金也有比例呀,得算着差旅费花多少,买书多少,过与不及,结项都会有麻烦的。差旅费更是烦人,要求车票、住宿费齐全,住朋友家里不行,半路有人约讲演,接送少了一段车程,往返地点对不上不行。至于办公用品,没有人能说清楚它的范围,只知道什么不算。纸、笔、文件夹算,但书架不算,台灯不算,眼镜不算——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办公用品。所以,怎么把钱花出去,就成了很劳神的事。

  燕都客:不是还可开会吗?

  金陵生:您千万别提开会,提到开会更窝心!各单位的经费不好花,只好开会,从年初到年尾,会议不绝。我这两年,曾一年开过17个会,半数以上是提交论文的,还有不交论文的务虚会、侃会。教育部制造的大学竞争,造成空前的文山会海,申请项目之前有论证会,申请到手有开题会,中期有评议会,完工有结项会,加上各种学科高端论坛、峰会、学会例会,古典文学界每年有多少会,只有天知道。甚至殃及外国学者,面对如此多的国际会议,应接不暇。过去国际会议起码半打以上的洋人到会,最近两年常只有两三人,其中还有一二“假洋鬼子”。学术期刊也不甘示弱,什么周年纪念会、编委会、座谈会,好不热闹,被请不去,人家还要说你摆谱。君不见,国外越是名牌大学名牌教授越是少开会,埋头在学校做研究写论文。中国有名无名的教授全在会上、路上,过去难得见一面的老朋友,如今一年在会上要见好几次。

  燕都客:多开会不是可以促进学术交流,活跃学术空气吗?

  金陵生:话是这么说,但学问毕竟是读书读出来,写书写出来,不是开会开出来的。看看我们所每月的简报,从领导到年轻学者全在路上,开会、演讲、参加各种评奖、项目评审会。学问越来越流为口耳之间的东西,古人叫“四寸学”,就是口耳之学。现在这种经费管理方式,要把学界折腾死,要让学术泡沫化。某次重大课题开题会上,主持人长喟:你要他的钱,他要你的命啊!

  燕都客:话题有点扯远了,还是回到报销上来吧。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不是为了堵住虚假报销的缺口嘛,不严格怎么行呢?

  金陵生:防虚假报销是为了节制不当开支,最终目的是要避免浪费,尤其是国有资产流失,损公肥私。但是,人力不也是一种资产吗?现在,消费要刷公务卡,而许多商店、邮局、打印店、私营书店等等,都无法刷卡。为了刷卡,就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再者,明明在家门口就能买的东西,比如纸笔、文具什么的,因为没有正式发票,只得去大商场。东西贵不说,要多跑路吧?另外,大到电脑,小到打印纸、墨盒,都要走政府采购渠道。然而这政府采购可不是随时等着你的,一年两次。难道你为了买一包打印纸,要等半年么?即使正好赶上政府采购申报,一看目录和价格,那是一个滞销品大卖场啊!型号老旧不说,价格还高于市面不少。没办法,只得通过复杂的申报、采购程序,再多花些冤枉钱。本是为了杜绝腐败的措施,却明显成了新的腐败途径。这就是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结果则是学人精力和时间的极大浪费——在中国似乎很少将人力资源的浪费当回事儿,就好像不将噪音计入环境质量一样。

  燕都客:你说的都是个人费点事,但这么做可以保证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啊!

  金陵生:照您这么说,为了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就可以牺牲个人利益?那好吧,我再举个例子,看国家利益是否会受损失。一次出差河北,在超市买办公用品,开发票时被告知要报上单位税务登记号。更绝的是在邮局寄东西,开发票被告知要交一张单位税务登记号复印件,据说这规定很快要普及。闻说此言,我一惊非小!个人麻烦一点犹是小事,替国家算算这笔账,问题就大了。按一周平均刷卡两次计,两张复印件就要花4毛钱,一个月要一块六。中国社科院四千多人,一个月就是六千上下。类似这等规模的学术单位或大学,北京起码一百多家吧,一个月就要100万上下,全国就是两三千万,一年下来就是一个多亿了。一个多亿啊,就为这么一纸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这还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成本,还没算上人们为复印这张证明所耗费的时间成本。按此来推,全国公家报销要浪费多少钱,难以想象。

  燕都客: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挺可怕的,难怪古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随便一折腾,后果就不堪设想。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照你的说法,就不该杜绝虚开发票的路么?

  金陵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凡制定措施,必指望发挥实际效用。一张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虚开发票、防止虚假报销的漏洞,还是个疑问——发票漏洞的关键全在于开发票的人,现在责任的约束却落到消费者头上,这本身就是很可笑的思维错乱。我不清楚这规定是什么人,通过什么程序制定的,但它属于未经科学论证和考量的拍脑袋政策,则是毫无疑问的。

  燕都客:但公务卡的推广对杜绝虚假消费还是有制约力的,我相信。

  金陵生:我却不太相信。中国有多少靠开发票为生为业的人,您只消到北京站转一圈,就不难估摸。邮箱里哪天不收到几封代开发票的垃圾邮件?只要公务卡一推广,我相信马上那些邮件里就会多一句:在本公司开发票可刷公务卡。

  燕都客:那你说该怎么杜绝虚假发票呢,总不能不报销让你随便花钱吧?

  金陵生:还真让您说着了,我的看法就是要减少报销项目和环节。前些年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乘经济舱赴任,成为热闹话题,甚至被指为做秀。其实,若知道美国的出差制度,就很容易理解。人家是把经费按标准算给你的,随你怎么花,节余就是自己的,超支也自己负责。据说骆大使三个孩子上学,家累不轻,坐个经济舱省点钱也很自然。如果我们也这么做,就可以省去多少报销的麻烦,减少多少虚报的花费。毕竟现在什么发票买不到,掌权者多报点用度,又有谁能控制呢?

  燕都客:你这么说还真有点道理。记得以前我也听父亲讲过一个故事,说一次出差去武汉,来回乘江轮,返程买不到四等舱的票,三等舱不能报销,只好多住两天。两天的住宿费比舱位差价不知贵了多少,但可以报销。真是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呀!

  金陵生:可不是么。这还是不可抗力,现在人为的虚冒支出,又有多少?就因为发票报销是个无底洞,滋生了卖发票这个有特色的行业。简单地改变一下规则,按级别、待遇支付差旅费,报销虚冒开支的问题就简单解决了。又能节省用度,还避免了不必要的奢侈。

  燕都客:这么说起来很简单,但站在管理者的立场,当然要清楚所有的经费是怎么花出去的。毕竟都是纳税人的钱。你们花纳税人的钱,拿着国家公款去做研究,总得对纳税人、对国家有个交代吧?怎么能随心所欲地花钱呢?

  金陵生:我们看问题的根本差异就在这里。我不认为科研经费是公款,而做研究就是拿着公款替国家干活。科研经费本质上是对研究者的劳动及其成果的合理补偿。研究者花钱做完了研究,他的成果就是对纳税人、对国家的交代。

  燕都客:你这么说毫无道理,科研经费怎么不是公款呢,你们的研究不是国家的一种投资行为吗?

  金陵生:您的看法显然反映了一些政府部门及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但这是值得商榷的。在今天,对绝大部分做研究的人来说,研究都不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当今学者的主体是大学教师,他们的本职是教学,工资则是授课的报偿。他们本无做研究的义务,做研究是教学之外的额外劳动,科研经费则是对这部分劳动的补偿。我们社科院的学者虽是专职研究人员,但按院里规定,我们的工作量以3万字学术论文为合格限度。可是,我院绝大部分学者每年发表的成果都超过了3万字,我个人通常是13万字上下。3万字,每天工作8小时即可轻松完成;但13万字,就必须焚膏继晷,分秒必争。我只要不外出,工作时间一般总在12小时以上。我相信大多数学者也都是如此工作的,因为学无止境,求知欲驱使我们刻苦用功,不稍松懈。

  燕都客:我理解,科研经费是国家对文化建设的投资,与其他类型的建设投资没有两样,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金陵生:科研经费怎么能等同于一般的建设项目投资呢?项目投资是根据计划消耗支付的,没有消耗而冒领就是贪污公款。而科研经费作为超额劳动的补偿,则意味对成果的收购。学术成果像任何商品一样体现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管消耗了多少成本,以什么方式消耗,都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我们能设想,只要一支笔在纸上计算的陈景润,就只能报销纸吗?或者什么也不消耗,只呆在家里空想的哲学家,就不能获得科研经费吗?

  燕都客:目前的规定,在科研经费中不是已含有智力补偿吗?有了智力补偿,再将消耗品所占的比例用虚假支出发票套现,这该说是违法了吧?

  金陵生:在现有的报销制度下,各行各业所有涉及报销行为的人,大概没有可能不违法,除非他放弃报销。可是您想过没有,一个制度如果迫使大多数人违法,那它本身肯定就有问题,因为它与大多数人的观念和行为相对立。人文社会科学乃至理科的基础研究,不能用工科的方式去管理。有许多研究不需要多买书,不需要四处访求资料,只需要时间安心思考。这些学者将如何使用科研经费呢?他们消耗的是精力和智力,这在课题经费中又如何分配其比例呢?所以,对基础研究来说,科研经费的管理需要有更大的灵活性。即便站在投资的立场看,科研经费管理也应该关心产出,而不是具体的生产过程。生产过程只要正当,即遵守学术规范,就没必要严管。宽松的管理方式会更有利学术的发展。

  燕都客: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只问收获,少管耕耘过程?

  金陵生:也不妨这么理解吧。李零说中国的大学是养鸡场,一时传为名言。可是,即便是养鸡场,投资人也只会数蛋,不会整天盯着鸡怎么吃饲料,每天吃多少,更不会限制它到什么时间必须吃完,不然就收走,明天再减量。现在的经费管理,让学者还比不上养鸡场里的鸡。为了那种抽风似的经费管理通知,今天凑发票,明天突击花钱,为报销一点经费,弄得上下蝇蝇苟苟,一点尊严都没有。我真不理解,为什么科研经费管理要弄得如此让人厌恶不堪?

  燕都客:这么说未免太情绪化了吧?当今的管理制度就真的如此不堪吗?

  金陵生:谓予不信,你们可以到学校和科研机构听听大家的意见嘛。有些管理措施,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众所周知,经费分配有比例,书费多少,差旅费多少,“小三票”多少。但谁又能计划得清楚呢?费尽心思做了个预算,到年中就对不上号,只好让大家调整,重算一份;到下半年又对不上号,只得再让大家调整,花费许多精力。既然比例可以调整,那还有什么规定的必要,直接让大家按需花费不就行了吗?管理部门为什么非这么折腾人,真让人不可思议。

  燕都客:说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你的想法。国家只要把钱拨给你们,一人一张卡,随你们怎么花,科研就能做好啦?

  金陵生:极端一点说,正是这样。结果会节省很多人力物力,产出的成果起码不会比现在更坏。学人事务减轻了,心态正常了,学问就会良性滋长。为什么日本学者的成果赢得全世界尊重,欧美学者研究东方学首先要学日语?就因为日本大学评职称主要是熬年资,成果不占主导地位,所以大家不急不忙地做研究;再加上工资又高,不在乎额外补偿,不用申请课题,学术就得以自由生长。许多学者是退休以后才陆续出版著作的,最典型的就是白川静。目前为中国学术计,上策是提高教授的工资水平,不要让科研经费成为菲薄收入的重要补充,这就可以避免学者搞短平快;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就放宽经费使用的限制。既然国家不会吝啬替刘翔买双好跑鞋,又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买副好眼镜呢?

  燕都客:只怕花钱自由了,许多人更不好好干活了。

  金陵生:我话还没说完,花钱自由是有前提的,先得把活儿干好,拿出有份量的东西。管理部门应该在成果审核、验收上加大力度,重要课题的成果甚至可以请海外学者匿名评审。只要把好成果验收关,就没有人敢掉以轻心地花钱。现在成果验收马马虎虎,只在经费管理上用劲,在我看来不啻是本末倒置,其功效值得怀疑。

  燕都客:你的看法或许能代表一部分学者的看法,但多数学者和管理机构肯定是不会认可的。那么一来,岂不会导致科研经费使用的无政府状态?

  金陵生:绝不会的。管理部门是代表国家和纳税人的买主,货不好可以不要,可以责成研究者退款,甚至可以先货后款。要想让鸡多生蛋,生好蛋,办法有很多,但最不好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苛刻地限制它的饮食方式,让生蛋变成复杂而麻烦,需要早晚劳神不已的事。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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