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的话 风吹在脸上，还有阵阵寒意，但阳光洒满了整个墓地。

　　詹丹

　　清明时节，想起了几处墓地。

　　去年，我本有两次出访的安排，一次去俄罗斯社会科学院普希金之家，还有一次是日本神奈川大学。但因为患病多年的母亲状况已不太乐观，就推掉了日本会议，匆匆去了趟俄罗斯。除开与普希金之家的专家会谈外，我和几位同事也参观了俄罗斯的几个艺术博物馆，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莫斯科郊外的两处墓地。一处是新圣女公墓，墓地管理员是一位大学退职教师，学识渊博，带我们边看边介绍，墓地里有各种风格迥异的雕塑，切合墓主人的身份，也体现出雕塑家们独具匠心的理解。我看到了政治家赫鲁晓夫、葛罗米柯的墓；看到了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梁赞诺夫的墓，看到了作家果戈理、契诃夫的墓，也看到了巴别尔、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甚至看到了青年英雄卓娅和舒拉的墓。几乎是一部小型的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的社会名人史。我拍下了舒拉墓碑前的圆雕，一个头微微向上仰起、做着跳跃姿势的青年造型，也拍下了靠着大理石垫背像是已经瘫痪在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浮雕。我想把这些照片通过微信传给病床前的母亲看，我知道母亲曾经喜欢其中的某些作家，但踌躇之下又放弃了，因为毕竟这是墓地，对一个病重的老人来说，也许是忌讳的。所以，当我去了图拉的托尔斯泰庄园，当我拍下托翁的坟墓：一个没有墓碑、没有雕塑的坟墓，一个只覆盖着绿枝、被穿透林荫的阳光所照亮的坟墓，一个被茨威格称为世上最美的坟墓时，我也没有把照片传给母亲。

　　后来，在我回国的2个月后，在2016年的10月下旬，母亲因镇痛麻药用过量，突然去世了。

　　我们遵照她生前与红十字会签下的意向书，把母亲的遗体捐给了复旦医学院。许多年前，当我父亲去世时，他的遗体也是捐给医学院的。

　　前几年，在青浦福寿园，墓区专门辟出一块地方，把捐献者的名字刻在碑石上，红十字会每年也会举办一些纪念活动，邀请愿意捐献自己遗体的人及其家属前往。我曾连续两年接到通知，但都因为要陪护患病的母亲而没能参加。

　　2017年3月1日，是红十字会的遗体捐献日。我第一次去福寿园参加纪念活动。那里景色迷人，墓区里也有不少雕塑，依稀有新圣女公墓的影子。在竖立着捐献者名录碑石的区域，我在1983年的一栏里，找到了父亲的姓名，又在另一块2016年的碑石上，找到了母亲的名字。我突然感到有些遗憾，我觉得我应该带母亲生前来看看这里的，哪怕是推着轮椅也应该过来。我应该让她知道，她以后安息的地方，景色是那么迷人，有那么多对死亡的意义理解相同的人，互相陪伴着。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先走了那么多年的我的父亲。虽然我清楚，这里没有捐献者的墓葬，但我仍然愿意把这里视为是他们最后的安息地。

　　我走出这片区域，沿着道路往大门走时，无意中看到了紧挨着路边的一块墓碑上有我熟悉的一个名字，她是东方广播电台一个女主持，我曾经还和她合作过一档节目。墓碑上有她的照片，她的样子是那么甜美，一如她的声音，充满了滋润心田的力量。

　　是的，20年前，我和她合作广播台的一档深夜播出的“博士谈名著”节目，先期录制，每周3次，每次半小时，围绕一部名著，先讨论20分钟后，再由她朗读10分钟的名著片断。本来只要我设计几个问题，她提问我回答，再朗读我勾出的几个片断就可以了。但她十分认真，总要求我提前一两个星期把书寄给她，她要从头至尾读一遍，写下疑问的地方，再来一起讨论设计的问题。每次播出时，我，还有我的母亲，都会等到深夜，一起听播出的效果。如果我出差了，我母亲还会把播出的内容录下，让我回来听。我劝她早睡，说这节目是给晚上失眠者听的，她没必要这么等、等这么晚的，我母亲总微笑着说，真喜欢听那位主持者朗读。我说，难道我的讲解就不好吗？母亲又笑着说，你怎么能和她比？话虽然说得有些扫兴，但我心里是认同母亲的说法的，因为每次我听她的朗读，总觉得我之前的讲解，是多么苍白无力。我甚至想，后来这档节目突然停办，也许是我的讲解太没有人气的缘故。所以，后来过去许多年，我在上海图书馆听王安忆小说讲座时恰好碰到她，结束时，她把我介绍给陪她来听讲座的广播台的同事，说我们以前一起合作做节目，我都觉得有点难为情。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因此说我母亲就不想听我的讲解。还记得，我在广播电台讲了一阵名著后，我母亲退休的单位通过她联系到我，要我去他们单位，在周末职工学习的时候也讲讲名著。我大概讲了2小时，在一片掌声中走下讲台，这才发现，母亲从一个角落站起，满脸通红，向我迎上来……

　　我呆呆地望着主持人墓碑上的照片，突然想，如果母亲去世前就来过这片墓地，知道她安息的地方，与她爱听的那位朗读者，挨得这么近，对她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安慰呢？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而且，以前，我也没有想到过告诉那位主持，我的母亲，还有我，曾经那么喜欢听她的名著朗读……

　　三月初的上午，虽然风吹在脸上，还有阵阵寒意，但阳光已经洒满了整个墓地。